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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阿來:讓文字放射出溫暖的光芒

發布時間: 2019-06-06 18:18:44 來源:新華網

阿來著

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

作家阿來,藏族,四川省作協主席。1982年開始詩歌創作,80年代中后期轉向小說創作。長篇小說《塵埃落定》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。中篇小說《蘑菇圈》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。主要作品有《塵埃落定》《空山》《格薩爾王》《瞻對: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》《云中記》等。

那場驚天動地的汶川大地震過去10年后,作家阿來動筆寫下了長篇小說《云中記》,獻給5·12地震中的死難者,獻給地震中消失的城鎮與村莊:一個祭師,回到即將隨山體滑落的村莊,與逝去的亡靈為伴,不再離開……阿來以一種史詩的氣勢、樂章式的敘述結構,以虛構的云中村為例寫出人性的尊嚴和命運的悲愴。

阿來說,寫這本書的時候,我心中回響著莫扎特《安魂曲》莊重而悲憫的吟唱。我要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,我要讓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。

“這個題材一直放在心里,與生命融為一體,也不經常去想它,它會自動地在腦海里呈現,終于有一天它變得清晰起來,讓我想把它寫出來。”寫災難有很多作品,如何書寫災難卻有很大差異。阿來一直在探索屬于自己的書寫災難的路徑,經過長達10年的沉淀思考,終於找到了他的獨特表達方式。

地震以后第五天,阿來在一個死了七八千人的鎮上幫忙,他覺得自己要在場。那天晚上,所有搶救都停下來,阿來回到車上,燈光關了,四周安靜下來,阿來突然發現天上星星很明亮。因為看了那么多死亡,覺得對死亡沒有恐懼了。

阿來說:“當時我突然想了一個問題,除了哭泣和痛苦,我們還有什么方式能夠面對死亡?這么多死亡的發生應該對活著的人是一場精神洗禮,但是為什么從古到今,中國的文學作品沒有這種東西。可能跟中國人的觀念有關,儒家認為未知生焉知死,不討論死,不討論那些神秘和虛無的東西。佛教認為所有好與壞都是因果鏈條,這些人同時死亡,難道他們在上一世有同樣的因緣?解釋因果,我們就失去了對生命、對命運的討論,所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。”

在那個時候阿來特別想有點聲音,他翻到了在車里常聽的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,一個面臨死亡的人,直擊自己在死亡之前跟死亡發生對話,不止是痛苦,不止是恐懼,有對生命的華美和莊嚴的強烈的表現,阿來覺得這真了不起。

阿來那時沒有想過要寫地震。又過了五六年,阿來的一個搞攝影的朋友回訪災區,拍了幾張照片,照片里有一個羌族村子的巫師,拿著羊皮在舞蹈,從此阿來心中就有了這個形象,再想起地震,這個形象很固執地不斷出現。去年5·12地震10周年的時候,致哀的號笛長長的嘶鳴聲中,阿來突然淚流滿面。10年間,經歷過的一切,看見的一切,一幕幕在眼前重現,他開始了書寫。一開始出來就是這個祭師的形象,一個人,一個村莊,照片里的這個人動起來了,阿來只是追蹤、記錄,把他這些年來對這場災難的思考、感受融入進去。因為對羌族人的生活不太熟悉,所以阿來想在小說中換一個場景,換成自己熟悉的藏文化。

阿來意識到,中國人面對死亡,一時悲痛,然后把這個悲痛交給時間去打磨,然后遺忘,而沒有從中得到對生命哲理性的反思,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,尤其是面對這種災難性的、群體性的死亡,阿來覺得應該有一些洗禮性的東西。阿來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,每天都放《安魂曲》,他想從西方文學藝術處理災難、對待死亡的方式中得到啟示。

“之所以從一個祭師入手寫這本書,是由于祭師在生存與死亡之間形成橋梁。”阿來說。

寫完這部作品,阿來覺得心里老擱著的一個東西就放下了,對他來講也有一種自我解脫,那確實是過分血腥、過分殘酷、過分沉重的東西。

在這部詩性盎然的小說里,阿來賦予萬物靈氣,花鳥、天地、山水之靈,皆在小說中出現。如評論家王春林所說,阿來寫一個人回到廢墟的村莊上,最后他所抵達的思想境界、藝術境界既開闊又有極大的縱深度,真正達到天地人生共生共處的豁達的境界。不止是那個人,不止是叫云中村的村莊,還有一眾早已經逝去的亡靈,還有亡靈的前世今生,有山、有水、有動物、有田、有地、有大自然。借助這樣一個很小的切口,阿來打開了一扇窗,有一整個世界的涌入,有自然意識、社會意識、人類意識,甚至也有一種宇宙意識的表現。所以讀這部作品我聯想到兩部中國古典的作品,一部是唐代詩人張若虛《春江花月夜》,另外一部是陳子昂的《登幽州臺歌》。

評論家李敬澤認為,阿來是一個讓我們覺得他已經占領了一個世界、但是他又總是能夠開拓出新的天地的作家。如果我們把這部作品放到阿來從《塵埃落定》一直到現在整個作品系列里看,《塵埃落定》《格薩爾王》《機村史詩》,包括《蘑菇圈》《三只蟲草》等等,最后到《云中記》,這就是一個宏大的建筑,到《云中記》這是宏大的建筑一塊封頂的石頭擺好了。這部小說不僅僅是寫汶川地震,或者說汶川地震是它的藝術上的出發點,但未必是它的目的地。在這個小說里,云中村既是這樣具體,同時又具有很強的寓言性。這里面有浩大莊嚴的東西,這種浩大莊嚴里既有生命之命運,也有文明之命運,涉及到一個藏族的古老的生活方式,一個古老民族的生活意義和現代性的關系問題。

在阿來看來,對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理解生活的能力。作家不能光靠靈感來寫作,寫作需要積累和沉淀,對事物有更本質的認識。

讀書、寫作、行走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,讀書是為了更高地理解這個世界,行走是為了更深地體驗這個世界,一年中他有一半時間在外行走,一半在農村,一半在城市。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。他讀的書各學科各門類都有,寫這樣一部小說,要了解宗教知識、地震知識、地理學知識、自然界的知識等等,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籠統的形象,而是通過具體的一棵樹、一朵花、一塊巖石等等呈現,所以要在行走和閱讀中觀察了解,同時在行走中深入社會,觀察社會,增加閱歷。寫藏區生活是寫他熟悉的生活,他表示,也許要用后半生去熟悉城市,書寫城市。

責任編輯:李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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